✍ 本文介绍德国法官兼作家云塔索姆·海伦娜（Ta-Som Helena Yun）的处女作小说《Oh Sunny》。
这部作品以“慰安妇”纪念碑为背景，讲述主人公Sunny从父母的严苛生活中逃离，在柏林寻找自我。小说融合了作者在德国和韩国的生活经历，探讨社会与女性议题。
云塔索姆1985年生于柏林，曾在韩国生活，现为柏林地方法院法官。她通过清晰的文风，展现角色的内心挣扎与成长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《柏林日报》（Belriner Zeitung）
与云塔索姆·海伦娜会面有多个选择。可以是她担任法官的柏林中区地方法院，那里建筑宏伟令人注目；也可以是柏林文学研讨会，她曾在2022/23年参加过散文工作坊，并于几周前推出了首部小说。
当提议在莫阿比特区（Moabit）的“慰安妇”纪念碑见面时，她的反应较为谨慎。她建议道：“体育馆会不会更好？”在她小说《Oh Sunny》中，二十多岁的主人公Sunny逃离了布莱梅父母的严厉管教，投奔柏林一位年长的朋友。这位朋友是韩国文化协会的负责人，协会办公室设在体育中心内。Sunny在那里安顿下来，并负责照看一座身着韩服的坐姿少女雕像。
“慰安妇”纪念碑：与日本的外交冲突
我们最终选择在柏林Birkenstraße地铁站附近一家装饰着彩绘瓷砖和书架的大咖啡馆见面，随后散步到联合体育馆前的足球场，最后来到纪念碑。自2020年以来，围绕这座纪念碑的争议从柏林中区升级为外交事件，与日本产生冲突。
这座被称为“和平雕像”的艺术品旨在纪念1931至1945年亚太战争期间，日本军方强迫超过20万名来自韩国等地的少女和妇女成为所谓的“慰安妇”。“慰安妇”一词实为委婉表达，她们实则是被迫沦为性奴隶。数十年来，这段苦难鲜为人提及。
云塔索姆·海伦娜1985年出生于柏林，在布莱梅的Osterholz-Tenever高层住宅区长大。9岁时，她随家人移居韩国，17岁独自返回德国，先在汉堡生活，自2015年起定居柏林。
她的小说中，主人公的身份认同与她在德国和韩国的经历息息相关，这并不令人意外。但为何选择体育馆作为故事场景？她首先给出了文学解释：“Sunny身处一个封闭的空间，能专注于自我。而且，读者很容易想象体育馆的模样。”书中，Sunny用体操垫搭建临时床铺，早晨假装是第一个到达办公室的人。有一次，她愤怒地用刀刺向药球，却发现它们难以割开。她笑着说：“我通过网络买了个药球，亲自试了试。”
药球甚至登上了小说封面。《Oh Sunny》的书名以粉色背景搭配黄绿色药球图案，药球还沿着合上的书侧滚动。Leykam出版社的装帧设计可能让人联想到当下流行的“新成人”或“浪漫奇幻”类书籍，这些书常带有彩色切边。她说：“这与内容很契合。主人公始终在与外界对她们的期待抗争——父母、社会、朋友的刻板印象。”她反问：“难道应该以封面来评判一本书吗？”这无需回答。
不过，她随后补充了个人原因。她坦言年轻时曾梦想住在体育馆：“我20岁出头生了女儿，独自抚养她，同时还在读书。我们在汉堡只有40平方米的小公寓，周末必须早早出门，因为女儿精力充沛。我常想，如果能睡在器材室，早晨只需打开门让她去体育馆玩，我就能多睡会儿，还不用担心她受伤或走丢。现在，我没钱也没机会住那样的地方，但可以通过小说让我的角色实现这个梦想。”
朱迪丝·赫尔曼（Judith Hermann）的书是她的灵感来源
Sunny也学过法律，但生活与作者截然不同。云塔索姆强调，小说既非自传也非自传体小说，但每个角色中都有她的影子。她说：“角色的经历和我有关，她们的感受我也曾体会。”当被问及如何从法官日常切换到写作时，她笑着回答：“通常靠睡觉。我早上很早起来写作。”阅读文学作品也有帮助，尤其是非法律类的散文。
她提到：“有些书是打开我文学思维或情感的钥匙，比如朱迪丝·赫尔曼的文字能让我进入状态。”从法律写作中，她学会了精准，避免过多形容词，删减冗余描述对她来说也不难。她的小说以一位不安女性的视角展开，风格清晰直接，叙述流畅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尽管她一直热爱阅读，却从未承认自己想写作。她说：“我出生在德国，去过韩国又回来，对社会运作方式并不完全了解。最简单的切入点是法律和司法体系，所以我学了法律。”这对她有益，也具挑战性，但她仍觉不足。她补充道：“于是我尝试在业余时间写作，这让我感到非常快乐。”
如今她与施林克（Schlink）、席拉赫（Schirach）和泽（Zeh）并肩
从法律转向文学或两者兼顾的例子并不少见。从歌德（Goethe）、施托姆（Storm）、卡夫卡（Kafka）开始，到伯恩哈德·施林克（Bernhard Schlink），他即使凭借《朗读者》成为全球畅销书作家，仍保留公法教授身份；费迪南德·冯·席拉赫（Ferdinand von Schirach）因柏林墙射手案出名，后创作多部法律题材小说；尤利·泽（Juli Zeh）则是博士级律师兼作家，兼任勃兰登堡州宪法法院荣誉法官。身为柏林中区地方法院法官的云塔索姆认为，法律与文学的共通之处在于对人性的理解。她说：“写作让我不再执着于人们应该如何生活，因为文学里一切皆有可能。法庭上的争端也锻炼了我的文学眼光。”
在小说中，Sunny的男友尼尔斯（Niels）说：“你在这儿出生，讲标准的德语，对我来说你就是个普通德国人。”这话反映了他自以为无偏见的错觉，像是给予赞美，但在Sunny耳中却刺耳。她不仅要面对父母固守的传统观念，还要应对外人对她作为“亚洲面孔”的评判。云塔索姆对此感同身受：“日常种族歧视无处不在，地铁上、街上，随处可见。人们常认为亚洲女性顺从且屈服。”
这是否促使她关注“慰安妇”？她解释：“无论在哪种社会，女性如何面对性与羞耻都十分复杂，还伴随着各种压迫机制，从着装规范到意外怀孕。这些在战时女性受害者的经历中体现得尤为极端。”她指出，这段历史从未被充分正视，至今仍缺乏讨论，例如乌克兰战争中女性遭受的侵害。她曾疑惑为何“慰安妇”少被理解，以及为何日本反对在海外设立纪念雕像会引发外交风波。她强调，小说并非要表达政治观点或普及知识，而是通过Sunny的视角探索自我。她说：“将她与柏林的韩国文化协会联系起来，顺理成章。”
Sunny，家族的耻辱
小说写道：“‘慰安妇’被征召时，可能并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。她或许以为是工厂劳动或护理工作，可能是照顾战场受伤的日本士兵。她也许想看看新世界，也许家里不好，父母管教严苛，想赚点钱。”Sunny在思索雕像背后的女性时，母亲称她为家族耻辱的话语浮现。她年轻时意外怀孕并选择终止妊娠。这种双重叙述通过文学手法探讨社会问题，既在小说中，也在Sunny的内心。
2022年夏天，云塔索姆在《Bella triste》杂志发表了30页短篇《登顶》，主角也是Sunny。她的简介提到正在创作首部小说，随后被Gaeb & Eggers文学经纪公司签约。同事如何看待法官成为作家？她说：“他们为我高兴，我们团队很融洽。有些人读了我的书，有的还来听我的朗读会。”
此刻，我们站在莫阿比特联合街和布莱梅街交叉处的小型围栏足球场。斜对面是争议中的纪念碑，因诉讼和延期，它暂时被容忍。9月，它将搬至联合街8号的合作社公共区域，约百米外，但属私人土地。
